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智本社（ID：zhibenshe0-1），原標題《，憑什么？》。

頭圖丨東方IC

深圳之“圳”，實為罕見字。在客家話（深圳原著民以客家人居多）中，“圳”意為田間水溝，常有圳口、圳溝之說。

深圳，本意為深水溝，農田氣息盎然，完全顛覆了這座大都市的繁華之象。從田間地頭到一線城市，深圳只用了40年。

深圳，到底是一個特例，還是一個必然？解釋有很多：特區優惠政策，外來年輕人，背靠香港，打拼奮斗，創業氛圍，營商環境好，社會負擔少……

如今，深圳的方向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有多大的想象空間呢？

若沒想明白過去40年特區成功之道，展望未來亦是瞎子摸象，亦或盲目鼓噪。

1. 深圳特區崛起靠什么？

若非要用一個詞來概括“深圳奇跡”，那會是什么呢？

作為一名來深十余年、不老不嫩的深漂，我想，或許只有“市場文化”一詞最為貼切。

且慢！深圳也有文化？那不就是一個賺錢的大容器嗎？一個充滿銅臭味的城市，也敢說自己有文化？這座城市，挖不出一個公主墳，找不到一個王爺府，沒有出一個季羨林、張愛玲。沒歷史，沒故事，沒信仰，太物質，太現實，太浮躁。這座剛過“不惑之年”的城市，每年近50萬人背井離鄉來到這里，每天行色匆匆、忙忙碌碌。很少人真正停下來了解過這座城市，亦或這座城市除了拼命賺錢，也沒有什么可讓人了解的。

畢竟深圳開“市”以來就樹立了“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口號。

在市民中心東區的深圳博館物，你只花三兩小時即可閱遍深圳全史，加上旁邊新建的“改革開放展覽館”，也不過多加一個小時。

在這片南國海岸的“文化荒漠”中，偶然會記起珠江西岸的崖山（崖山海戰），珠江口的伶仃洋（文天祥《過零丁洋》：“零丁洋里嘆零丁”），沒有人會想起東岸的深圳河，雖然這里曾經爆發過三次震驚海外的“人潮”。“一騎紅塵妃子笑”的“妃子笑”荔枝，是否真出自深圳南山，專家還有不同意見。

連張五常老先生都說，深圳不但沒文化，還把中國文化搞丟了。說深圳有文化，估計深圳人都不敢接話，只能紅著臉，低著頭。

確實，與雄渾古都西安、北京相比，深圳確實是一個“文盲”。廣州還有南粵文化、民國騎樓、廣府美食，深圳窮得只剩下錢。

文化，是一個誰也說不透，誰都喜歡標榜的詞。若以歷史傳承的角度來看，深圳最“深厚”的文化也就是客家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也只是客家甘坑小鎮。這個小鎮民居，若與福建永定客家土樓王承啟樓、江西安遠客家東生圍比起來，也是小巫見大巫。

深圳，這座只有四十歲的“小學生”何來文化？倘若換一個問題，深圳人有沒有文化？

深圳人的平均年齡不過33歲，33歲有文化嗎？你知道什么叫“經典詠流傳”嗎？你知道什么叫“最強大腦”嗎？

不過，深圳市民的素質，在全國各大城市不敢說最高，但最起碼不低。

在大多數人概念中，深圳人，年輕活躍，開放自由，敢想敢干，富有創意，追求效率，敢于競爭，遵守規則。那么，規則意識、競爭意識、創新精神、自由理念，算不算是一種文化？

誠然，皇城、剪紙、京劇、相聲，是一種城市文化；競爭、自由、交易、創新，規則，也是一種城市文化。后者，是一種市場文化。

深圳，是中國市場文化最發達的城市。市場文化，是這座城市之根基，亦是崛起之根本。

何為市場文化？

一位長期居住北京的“老石油人”曾經跟我說：

“我每次去深圳和香港都極為不適，那里狹窄的街道、密集的高樓，不適合人居住。不像北京，天寬地闊，街道寬大，皇城雄偉。”

有一次，我帶一位老廣州人去北京，回來的路上，他跟我說：

“北京跟我想象中不一樣，遠不如廣州繁華和方便，寬大的街道和深宅大院，腿走斷了，都買不到一瓶水喝，我不中意。”

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化理念。這兩種不同的文化理念，也造就了兩種不同的城市氣質。

羅湖，是深圳最早開發的一個區，這里不少建筑都是始建于上個世紀80年代。當時建設者缺乏經驗，基本上按照香港的街區制來建設，與后來各大城市的小區制截然不同。

在羅湖，你能夠看到中國鮮有的城市街區，就像最早時期雅典衛城里，自由商業形成的街區。羅湖老街區，街道密集狹窄，但四通八達，大樓之間沒有圍墻隔離，街區平等，行動自如，辦事高效，生活便利，士多店隨處可見。

與紐約、柏林、香港類似，城市街區源自市場自由競爭，而不是權力規劃。在羅湖的老舊街區中，深圳的市場文化就開始形成。

士多店與圍墻，斑馬線與遞條子，代表著兩種不同的文化：

一種市場文化，開放、自由、公平、競爭、契約精神以及規則意識；

一種權力文化，威嚴，莊重、大氣、宏偉、至高無上以及“相機抉擇”。

今年一位朋友找到我說，他想搞一個關于深圳城市文化的項目，旨在讓下一代包括這一代人，更加了解自己這座城市的文化。我聽了之后大喜，給出了四個字的建議：市場文化。

深圳，沒有傳統歷史文化，沒有皇城文化，但擁有全國最發達的市場文化。

當年，在羅湖：

翠竹建起了中國第一個商品房小區——東湖麗苑；

人民南路上建起了中國第一座高樓——國貿大廈；

東門西華宮里開起了中國第一家麥當勞；

洪湖公園邊上開設了中國第一家沃爾瑪。

深圳是第一個市場化的城市，也是第一個完全因市場經濟而發展起來的城市。這座城市，沒有北京那么多大央企，沒有上海那么多大外企，只有本土大大小小的私人企業以及來自五湖四海的人。這座城市沒有英雄，只有無數“沙粒”；這座城市不崇拜英雄，只追求自我個體。

這些無數“小沙粒”，在這塊新土地上沒有親戚、沒有人脈、沒有關系，條子遞不上去，票子送不出去，只能依靠雙手把產品做好，把企業管好，講誠信，講規則，追求效率，追求創新。

能在廟堂喝茶看報，誰也不會來深圳“茍且”。但恰恰是這種無奈的“茍且”塑造了這座城市的市場文化：自由、競爭、誠信、規則、創新以及契約精神。

很多人說，深圳這座城市沒有人情味。“沒有人情味”硬幣的另一面是，不干涉他人自由，尊重他人選擇。

在這座陌生的城市，沒有人關心你，反過來卻給了你巨大的自由。你不需要關注別人的眼光，只需要關注自己，關心自己的家人。在深圳待久的人，對內地三姑六婆的“關心”極為不適。

這座城市的人，每天行色匆匆，走著全國最快的步伐。

倘若你在北京街頭問路，輸出的結果可能會非常不穩定，有些北京大爺非常熱情，說得非常詳細，“往東直走，再往南，然后往西，最后再往南”，甚至恨不得直接帶你去；有些大爺還真是大爺。

倘若你在深圳街頭問路，結果一般都是，如果知道就會簡單快速地說，前面那座大廈右拐，你再問人就知道了。然后，你還沒來得及說謝謝，對方已經走遠了。地鐵公交上，很多讓座者看到老人小孩就自動起來走開，不說一句話，也不在乎一句感謝。

市場化程度低的城市，服務是家例程的，不穩定，人與人之間缺乏自由空間；市場化程度高的城市，服務是市場化的，標準化，人與人之間有足夠的個人空間。

在內地城市，做5000萬的生意，不認識市領導是很難想象的；在深圳，這并不反常。

對于大多數年輕人來說，來到深圳寄托著一種希望——沒關系，靠打拼。

通常，一個較為理想的路徑是，進入大國企、公家單位，然后論資排輩、機靈處世，可能有飛黃騰達的一天。這條路，對于普通人來說，幾乎是一條看得到盡頭的路。

但是，在深圳，這座平均年齡只有33歲的城市，年輕人有著大把機會擔任“要職”，也有更多機會自由就業、自主創業。

這是一條充滿不確定性的路，它反而更能吸引有野心、有欲望、有夢想的年輕人。在這里沒有人講“萬歷十五年”或官家的事，也沒人講家長里短、三姑六婆的事。在咖啡店、餐桌上，人們更多談論的是科技、投資、創業及香港。

關注歷史政治，是一種文化；關注未來、變化、創新，也是一種文化？如果不關注變化，何來發展？

而以上這一切，都是市場塑造。只有自由交易的市場，才能承載如此之多的小人物如此之廣泛的夢想，釋放如此之巨大潛能與力量。

深圳，重新定義了中國人的文化概念。文化可以是古典的，也可以是新思潮、新思想。

深圳地王大廈。?東方IC

2. 深圳市場文化來自哪？

深圳的市場文化來自哪里？

深圳老的哥都明白：“深圳靠的就是，不管、少管。”

市場文化如涓涓細流順勢而下，越堵，越水漫金山；越管，越失去活力。

深圳的市場文化，最早源于改革開放打開的一個口子——一個“不管黑貓白貓，能捉老鼠的就是好貓”的口子。這是一種源自求生欲而迸發出來的能量。

為什么市場文化具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因為市場能賺錢？源自拜金主義嗎？

市場的魅力，在于它順應規律，符合人性。

每個人都渴望獲得財富，每個人都渴望更多的自由和平等。市場就是這樣一種符合人性及規律的自發秩序。科學規律與人性則是相通的。每個人都為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努力，這是符合規律和人性的激勵。

弗里德曼曾經說過一句經典的話：

“花自己的錢辦自己的事，最為經濟；花自己的錢給別人辦事，最有效率；花別人的錢為自己辦事，最為浪費；花別人的錢為別人辦事，最不負責任。”

市場是資源配置效率最高、社會福利最大化的方式。張五常先生說：“市場是租值消散最少的競爭準則。”所以，市場，符合人性，也符合規律，與意識形態無關。

這就是“貓論”的高明之處，也是市場效率之所在。

市場文化之于深圳乃至中國的意義，在于打破了千年以來形成的農耕文化。

與農耕文化相比，市場教人合作、協商、妥協與博弈，而不是統治與服從，征服與反抗，封閉與再封閉，或者以暴制暴。

市場文化是一種海洋文化。深圳政府將海洋文化中的冒險、拼搏界定為城市文化之一。其實，海洋文化的根本內涵是與他人協作。

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體中，人依靠控制一畝三分地生存，而不是與他人交易生存。這是農耕文化封閉性的特點。但是在海洋文明中，人與人之間只能靠分工協作、相互交易而生存，如此就會產生共贏、互利、敬畏、底線思維及精神。

市場文化的“邪惡之處”在于，每個人都抱著“多賺他人的錢”的“可惡”初衷，最終結果卻互利、共贏及圓滿。而那些打著“共榮”旗號的人，最終卻將人類推向“奴役之路”。

亞當·斯密說，世界上最親的人可能都沒有面包師那么關心你愛吃什么樣的早餐。

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說過：“自由的國家基本沒有發生過饑荒。”

我想，利己、自由的市場文化沒有必要過多的道德渲染。不過，市場文化帶來的文明結果使每個人都受益。

在麥當勞餐廳，有些人半夜無家可歸在24小時店“借宿”；有些人帶著孩子出門玩沒有水沖奶粉，問店員取熱水；很多人累了在里面休息，坐著上網。

這些并不是麥當勞給我們的恩惠，而是市場文化實實在在給到我們這個社會的文明。

所以，放開束縛，市場自然會興起，這是一種如水往低處流般的規律。

人、資金、資源，總會按照“最大化”原則進入自由競爭的市場，而不是深宮之中。

有人說市場經濟是舶來品，但市場規律不是舶來品。市場規律是科學規律，也是人性之規律。但是，市場的自由不是自由放任；市場的協作不是強制干預；市場的自利不是絕對的自私。

市場是一種自發秩序。

大量市場分工促使人與人之間必須友好協作。按照比較優勢分工生產，以自我最大化原則與他人交易，無數個個體編制而成一個龐大的市場秩序。城市規劃理論大師劉易斯·芒福德將城市比喻為磁體和容器。深圳這座活力之城，就像一個磁體吸引了無數年輕人在此拼搏。

只有市場秩序才能夠造就如此巨大的容器，容納來自全國各地的年輕人。因為沒有人能夠成為整個秩序的主宰者。這個秩序本身就是一種平等、開放的規則。

你可以看到，市場越自由、越平等、越發達、越充分競爭的城市，其秩序越健全，規則意識越強，契約精神越突出。

深圳，是全國最早實施斑馬線禮讓行人的城市之一，也是最早實施后排系安全帶的城市之一。

但是，這項制度剛實施不久，新聞上經常報道一些非粵B牌照的車在斑馬線上撞到行人。因為當時初來深圳的外來司機并不知道斑馬線禮讓行人的規定。

這是一座城市的規則意識。

在北方做生意，不喝上兩口，總感覺這生意還沒談成。吃完一個飯局，喝個爛醉，還要去KTV開始第二場，直到不省人事，癱倒在酒店。

其實，在中國哪里做生意，喝酒是少不了的，深圳也如此。但是，在深圳，約到咖啡店，喝個下午茶，談成千萬生意也極為正常。合同簽完，再喝頓大酒。然后，發現廣東人、南方人其實也很能喝。

很多人說，這是中國的酒文化。

確實如此。但是規則越不透明，酒文化越甚。其實，能不喝酒搞定生意，誰愿意喝得酒精肝。一個講究規則、尊重私人空間的商務文化更具效率，也更不傷身體。

市場，常常撕下道德虛偽的面紗，揭開每個人心里的“小九九”。

其實，人人為己的市場，反而形成了互利共贏的秩序，甚至散發文明之光。盡管那些所謂的“顧客是上帝”及人道主義公益，本質上還是為了讓自己“效用最大化”。相反，完全非私才導致極度的自私，因為人人都想搭便車、磨洋工、占公家便宜。

只有私才有公，只有公只會導致極度的私。市場的自由競爭、公平規則、契約精神，需要法律來規范及確定。這就是哈耶克所說的：“自由，只服從于法律，而不是其它。”只是這個法律也是“自發”形成的，而不是強人創造的。

當年，美國律師拉爾夫·納德向通用汽車發起挑戰，幾乎憑借一己之力推動了世界上第一個汽車召回制度的創建。此后，汽車召回制度在全球不少國家推廣。今天，“納德戰士”推動創建了汽車、食品、衛生等標準及制度，已成為全球通行的消費保護制度。

市場中的競爭、自由、平等、契約以及規則等文化，隨著外資企業入華，以及本土企業成長，逐漸成為了一種新的社會文化。

但西安女孩坐在賓士車蓋上維權，說明中國的市場制度及文化還有很大的潛力。

我想，在說深圳沒有文化的同時，全國很多城市還需要用法律，創建類似于深圳的市場文化，強化規則意識、公平意識和契約精神。

深圳，這座市場化的城市，沒有英雄，沒有偶像，沒有楷模，只有小人物，只有小企業，只有恒河沙數。

他們不崇拜大人物，不羨慕大官，也不膜拜“教父”，他們只關心自己，關注自己的家庭和孩子，關注自己的企業。

記得有一次，從深圳機場打的回家，跟司機聊到深圳城市。司機說：“前幾天拉了一個乘客，剛從老家回來，然后他說，回了老家，才發現自己被深圳這座城市寵壞了。”

深圳這座城市，似乎沒有什么令人驚艷，沒有什么令人驕傲，一切似乎都順其自然、習以為常。

這就是市場的魅力所在，一切看乎平常，恰恰最符合規律與人性。沒有大人物、沒有偶像、沒有包袱，只有蕓蕓眾生，只有符合規律和人性的市場秩序。

深圳，它的文化，你身在其中卻很難感知；當離開時才發現，你早已被它寵壞。

一個人，一家企業，一座城市，一個國家，如果只埋頭賺錢，而沒有文化及制度，那么他們的生意也不可能做大和走遠。

深圳重新定義了文化，重塑了城市精神。

這里沒有鄉村的田園牧歌，也沒有都市的紙醉金迷，只有小人物的掙扎與拼搏。有人在這里丟掉了愛情，也有人在這里組建了家庭。有人在這里落下了腳跟，鋪墊了事業，也有人一無所獲，遠離此地。

這就是深圳，一座來去自如的城市，一座充滿活力的魔都。

3. 深圳需要感謝香港嗎？

當然，深圳的市場文化，確實離不開舶來品的喚起。

深圳的市場文化形成與美國，與紐約頗為相似。

當年，歐洲人尤其是法國人看不起美國人。在法國人眼中，美國人就是一群暴發戶、土鱉、肌肉男，沒有歷史，沒有文化，沒有信仰。在美國獨立一百周年時，盟友法國送了美國一個自由女神像，讓美國人好好學習什么叫信仰，什么叫貴族精神。

實際上，美國人開始也沒自信，畢竟當時的美國人是由一群受迫害的歐洲清教徒、賭徒、投機分子、冒險家及農場主組成的。美國開國者華盛頓、杰斐遜、漢密爾頓創建聯邦合眾國后也不知道國家該往哪個方向走。

于是，他們盯著法國老大哥，關注法國大革命的走勢。怎料法國革命黨居然把巴黎圣母院給洗劫了，他們蹂躪了皇后和公主，砍下了路易十六的頭當球踢。

美國開國者大為震驚，革命怎么可以這樣玩！

此后，美國人開始搞“孤立主義”，不管歐洲爛事，兢兢業業地在北美搞經濟、賺大錢，過著“沒文化”的生活。

而法國，自路易十六斷頭后，貴族精神則開始擦地板了；拿破侖被流放到厄爾巴島后，最后一個英雄死亡了；戴高樂死后，法國總理蓬皮杜驚呼：“法國變成了一個寡婦。”

200多年后，文化大國法國，文化圣殿巴黎，變成了今天這個模樣。如果初次去法國旅游，你可能會對巴黎臟亂的街道、經常出沒的小偷以及反應遲鈍的警察，感到極為震驚。

反觀美國，一個只知道賺錢的國家，如今變成了文化大國。麥當勞、可口可樂、迪士尼、好萊塢大片、外資企業文化以及各種經濟制度在全球大肆擴張。當年，伊拉克人罵著美國人，鉆進電影院看著好萊塢大片。

不過，深圳的市場文化并不是直接來自美國，而是香港。

改革開放初期，甚至整個八十年代，中美關系處于蜜月期，但是美國企業并不敢貿然踏入這個陌生的國家。在這個艱難時期，美國不信任中國內地。一些美國選擇在香港設立公司，以香港為中介與內地做生意。

真正的“破冰行動”，由港商發起。

深圳，第一筆投資、第一家企業、第一個商品房樓盤……都是香港帶進來的。香港是民族的窗口，深圳的引路人。1979年，中國第一個工業區——深圳蛇口工業區開始動工。承擔建設蛇口工業區的公司，正是天字一號、蟄伏香港多年的招商局。

當時招商局掌門人袁庚，在這個僅僅2.14平方公里的半島上，移山填海興建工業區和碼頭。一年后，一個600米泊位、可停靠5000噸以下貨輪的蛇口碼頭建成，工業區與香港通航，打開對外開放的第一道閘門，從此貨船商客穿行航道。

不過，當時中央對改革試驗田的態度是，不納入中央計劃、不撥款，通過松綁政策支持。中央給予袁庚的“松綁政策”是擁有自主審批500萬美元以下的工業項目和允許對外資銀行舉債。袁庚沒有用當年唐廷樞公開募股的方式解決資金問題，而是回到香港，向港商和銀行借來15億元資金，這筆錢用來平整土地和建設工業區基礎設施。

這15億港資，打開了中國的大門。

這15億港資，不僅給蛇口工業區帶來的了資金，還為深圳注入了市場文化的基因。

袁庚喊出時代的口號：“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安全就是法律，顧客就是皇帝，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

這就是深圳市場文化的早期標簽。

招商局之后還誕生了中國平安和招商銀行，為深圳注入了市場理念、契約精神、金融體系、交易規則及企業管理制度。

1982年，深圳最早一批的港商獨資企業凱達玩具廠入駐蛇口工業區。幾百名來自韶關、汕頭的年輕姑娘來到蛇口，成為中國第一代打工者。

香港商人蔡志明于1984年，在深圳平湖創建了一家大型玩具廠旭日公司，現已成為香港最大的玩具商人。

香港商人李賢義，于1985年在深圳投資實業，后于1989年在橫崗創建信義集團（玻璃）有限公司，如今成為全球第五大玻璃廠商。

香港商人許章榮，自稱是在香港推銷中國塑料的第一人，于1979年在深圳蔡屋圍投資辦廠，于1983年創立雅芳婷品牌。

香港商人馬介璋，于1985年在深圳南頭收購了一家制衣廠并成功進行現代化改造，于1988年創辦了深圳第一家佳寧娜潮菜大酒樓。

1980年1月1日，一位叫劉天就的香港商人與政府簽訂了深圳第一個土地租賃協議。

他計劃在這塊地上建一棟房子，并取了一個完全沒有革命色彩的名字“東湖麗苑”。不久他拿著房子的設計圖紙到香港，僅僅三天就將“紙上”的108套房子銷售一空。

1981年東湖麗苑竣工后，劉天就成立了第一個物業管理公司。后來，物業公司管理小區的模式逐漸從深圳延伸到全國。

1987年12月1日 ，第一塊土地在深圳舉行“公開競投”。

當時，會場坐滿了700多人，包括中央及省市領導、60多位國內外記者，還有一批競拍房地產商。

最終，深房集團以525萬的天價拿下了中國首次公開拍賣國有土地的使用權。深房集團在這塊土地上建起了東曉花園。

1988年7月，東曉花園建成，開始發售后，不到一小時就賣完了，深房公司凈掙近400萬元。

這一次土地拍賣，直接促成了《憲法》的修改。

1988年4月12日，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修改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有關條款，將原來《憲法》中“禁止出租土地”的條款刪去，明確規定“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

香港的資金、香港的經驗、香港的土地拍賣制度，頂著“出賣領土主權”的帽子出發，打開了中國房地產市場化之路。

經濟學家張五常先生講了一個軼事，那次土地拍賣，張五常是參與者之一。當時深圳這邊沒有拍賣木槌，去香港找張五常，后者出力為其想辦法獲取。

如今這一木槌收藏于深圳博物館。

張老先生笑稱：“可見深圳的博物館的文化水平有點問題。”

但我想，這恰恰說明深圳重視市場文化。

張五常是深圳市場文化萌發的重要推動者和啟迪者。

1980年的12月，科斯在美國底特律跟張五常說：“聽說中國有可能改革，你要回到中國去。”當時張五常并沒有回中國的打算，科斯這么一說，張五常也蒙了。

科斯跟他解釋：

“沒有人懷疑你在美國的學術成就，但中國要改革，他們不會知道怎樣做才對。經濟制度的運作你可能比任何人知得多，又懂中文，他們不改無話可說，但如果真的要改你回到中國的貢獻會比留在美國的大。”

一年多后，張五常就回了中國香港。

如何才能讓中國內地接受他帶回來的市場理念及經濟思想呢？張五常為此費了一番心思。據他自己回憶：

“多年以來，影響中國的思想家差不多全部是西方名字。我要把哪位朋友的名牌打出去推銷呢？

“我的老師阿爾欽被譽為產權經濟學之父，但他的重要貢獻是產權與競爭的關系，解釋起來不會一招打中中國需要改革的命脈。”

弗里德曼是自由經濟的頂級大師，但提到“自由”北京會說“我們也有”，何況該詞要從局限約束的角度看，解釋很麻煩。“私產”一詞當然不能用，就是“資本主義”也是北京朋友的大忌。

科斯呢？他提出的觀點與角度夠新奇，有深度，也可以完全避開了當時在中國存在的意識形態之爭。

我于是集中于交易費用與權利界定這兩項科斯的看家本領入手。

張五常曾經在《中國的經濟制度》中得意地寫道：“沒有更好的時間，沒有更好的地方，也許沒有比我這個寫手更好的推銷員，在八十年代的中國推廣科斯的思想。”

張五常與科斯是好朋友，兩個人都同屬于產權理論這個領域。他們把中國的改革看成是產權理論的試驗田。

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最開始搞的改革，也是最關鍵的改革就是產權方面，比如農村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國企的產權改革，還有城市土地的拍賣制度，等等。

1982年，回到香港后的張五常寫了一篇《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這篇文章第一次向中國內地介紹了科斯，以及科斯的交易費用觀與權利界定觀。

接著，張五常一口氣寫下了《賣桔者言》《中國的前途》《再論中國》三本書。后兩本，還蓋上了“內部閱讀”，供北京參閱。

1986年，張五常在《信報》上發表了《出售土地一舉三得》，建議深圳通過出售土地的方法來解決發展經濟需要的資金。

1987年，深圳探索土地拍賣制度，請張五常到深圳研討。張五常建議，將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拍賣使用權獲取資金。

幾個月后，深圳這邊有人去香港大學找到張五常，問他哪里可以借得一個拍賣時用的木槌……

張五常及科斯在中國內地的名聲快速崛起，他們的理論影響了中國幾代經濟學家，包括周其仁、吳敬璉、張曙光、張維迎、錢穎一、盛洪、向松祚、薛兆豐等等。

張五常說，他也不確定他的理論、科斯的理論是否影響到了中國的改革。

有人說舶來品拯救不了中國。其實，沒有什么理論有責任拯救誰。但人性之規律、經濟之規律、科學之規律不會變。

那些反對者嘴里的米飯、手上的手機、兜里的鈔票，都是世人在舶來品的“一般規律”之上創造的。

但是，他在悼念科斯的文章時說：“如果歷史上真的有一個經濟學者曾經影響了一個重要國家的經濟——如果真的有——那么科斯影響了中國是我首選的實例！”

香港，是近代中國的“民族窗口”。每次在最關鍵的時刻，香港都給中國內地帶來了資金、活力、制度及思想。

香港，是深圳市場文化的引路人。

深圳，需要感謝香港嗎？

不需要。

香港，需要感謝深圳嗎？

也不需要。

市場的理性就在于，它沒有道德綁架以及那些動人的口號。

市場的字典里，沒有感謝，卻創造文明。

香港商人投資深圳互利共贏，張五常及科斯向中國內地推廣市場思想，也是互惠互利。

港商為深圳注入了最早一筆資金，啟動了深圳的市場經濟。張五常及科斯，解釋了市場，指明了方向，指導了市場制度的創建。但“深圳奇跡”，不是由港商、張五常及科斯某一個人創造出來的，而是無數個市場“沙粒”創造的。

更準確說，深圳其實沒什么奇跡。“深圳奇跡”只不過是對常識的尊重，對市場的尊重，對人性的尊重，對人類文明發展規律的尊重。

4. 深圳未來挑戰是什么？

今年，張五常老先生在深圳驚爆雷語，說這條“田間的深水溝”將成為地球中心。

他的原話是：“記著我說的吧。你們這一剎那站著的土地，就是這一點，分寸不差，有朝一日會成為整個地球的經濟中心。”

此語一出，刷爆屏幕，我對張老先生的“抬愛”感到驚愕。

張五常還說：“今天我推斷深圳一帶將會超越上海。”對此不少人還翹首以待。

但倘若說深圳將成為“地球經濟中心”，多少讓人感到懷疑，同時為張老和深圳捏了一把汗。這應該不是“捧殺”吧？

不過，張五常之“地球中心”言論，為我們打開了一扇考察深圳前途的天窗。深圳，是中國最具競爭活力的市場。“一支穿云箭，千軍萬馬來相見”，全國各地的資金和人才都競相來鵬城。

在中國內地，深圳無論如何都是頂級城市。我在《三城記 | 近觀香港，遠看上海，反思深圳》一文中指出，深圳需要反思，主要在教育、醫療及城市的造血功能上。

不過這些都是小挑戰。

早期作為經濟特區，深圳與珠海、汕頭等競爭，哪個特區突圍出來都算是成功。如今深圳頂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之大光環，要跟香港一較高低，那么，這些小挑戰都不成問題了。

不過，張五常的“地球中心”暢想，卻給深圳提出了一個“大挑戰”：深圳在國際市場中的競爭力到底幾何？

暴雨前的深圳。?視覺中國

如何理解？

張五常先生說，按照費雪的財富預期折現理論，中國高樓林立且價格高出美國不少，論地產財富要超出美國不少。

但是，中國的地產財富真的比美國多嗎？深圳的房子真的值這個價嗎？這時我想起了香港朋友包叔的一句話：“旱鴨子永遠不能跟白天鵝相提并論。”

他的意思是，香港是一只在水里游了100多年的白天鵝，它是一個開放性的國際化市場，并經過了無數次的國際市場沖擊。

但中國是一個封閉型的市場，深圳是岸上的“旱鴨子”，人民幣計價的資產沒有經過國際市場的檢驗。

如果開放匯率市場，國際資本可以自由流通，那么深圳人是否愿意賣掉房子去美國買房呢？這就能夠體現出，深圳乃至中國的財富是否有水分？

最近香港局勢受人關注，但不少內地朋友前來深圳問詢，有沒有辦法在香港開賬戶。這事可“一葉知秋”。

換言之，深圳的競爭力，其實沒有經過國際市場考驗，沒有完全受到國際市場認可。

只要稍微懂經濟學常識的人都明白，國際市場與封閉市場是兩個概念。封閉市場之下的資產價格及競爭力，不具有真實性。

在當前封閉市場中，這座城市具有相當的吸引力。

深圳的市場是全國要素配置最充分的市場，深圳的資產價格由國內市場定價，深圳的競爭力也是在國內市場中角逐出來的。但是，深圳在國際市場中的資源配置是不充分的。如果不在同一國際市場中比較，深圳GDP超越香港亦不能說明什么，因為評價標準不同。

誠然，我們不清楚未來深圳能否超越香港，能否成為世界經濟中心，但是深圳想要在國際上證明自己，就不得不開放市場，開放匯率與資本，接受國際競爭、國際定價及國際標準。否則，一切都是自家人夸自家人。

張五常先生不愧為著名經濟學家，他指出深圳要成為世界中心，“要開放匯率市場”。

中國正在加速金融市場開放，“開放匯率市場”與資本市場，深圳的房產、金融、人才以及所有資產，都要重新定價。

與全球大部分金融城一樣，深圳的高屋價托舉著這座金融城的信用以及金融資產。

如果房產縮水，這座城市的金融資產也將加倍縮水（杠桿效應）。最大的不確定性還在于金融與貨幣本身。如果資金自由流動，貨幣資產和金融資產本將受到挑戰。

另外一個挑戰，應該是人才。

深圳享受著全國人才紅利，但能否享受全球人才的紅利，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深圳的國際化程度非常低，遠不如北上廣，更無法與香港相提并論。隨著深港融合，深圳也在吸收香港外溢的人才以及一些“海歸”。但是，一旦市場開放，全國人才是否選擇出國、去香港而不是去深圳，深圳人才是否選擇出國而不是留在深圳，這都存在極大的不確定性。

最后一點也是最為關鍵的，未來國際城市的競爭，科技創新是關鍵。

當今中國各大城市正在進入轉型期。當年深圳拍賣出全國第一塊地，開啟了土地財政的先河。如今全國不少城市依然在土地財政和羅馬式大基建的路徑依賴上積重難返。

不過，深圳因無地可開發早已擺脫了土地財政的依賴，已向科技創新城市轉型，并依托粵港澳大灣區進入大都市圈時代。

張五常先生說深圳將成為世界經濟中心，實際上把東莞納入進來。

我想他真正想表達的意思，應該是粵港澳大灣區將成為世界經濟中心。他提出一個非常關鍵的理由，那就是深圳旁邊擁有東莞制造基地，這是硅谷都不具備的優勢。

張先生這個說法，其實非常專業。依我看來，深圳的真正優勢最可能就在此。

技術創新與制造工廠密不可分，大量技術來自制造工藝的改進，原材料的革新以及一線工程師的研究。一項重要技術的創新，往往來自科學家、工程師、技工、機械師、營銷人員等共同碰撞的智慧。

美國五大湖區的制造工廠搬離，產業鏈遭到破壞，一些科研人才也逐漸轉行，技術創新受限。這是美國面臨的“產業公地”問題。

深圳背靠東莞以及整個粵港澳大灣區，擁有中國最完整、響應速度最快的產業基地以及供應鏈。

用張五常先生的話說就是：“東莞（某程度也要算進同在深圳隔壁的惠州）無數種產品皆可制造，而且造得好、造得快、造得便宜。”

深圳設計與技術可以與東莞、廣佛制造快速連接，非常有利于應用型技術創新。

不過，技術同樣面臨國際化問題。當今全球技術體系已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技術標準。中國從軍工到電子都有一套自己的標準，如何讓國際認可我們的標準，或者我們如何與國際接軌，這是一個巨大的考驗。

比如華為研發了鴻蒙系統，但如今世界都在用安卓系統的標準。正如任正非所言，鴻蒙系統還缺乏一個生態鏈。這就是國際技術標準的障礙。

香港的技術受國際技術同仁的認可，深港合作能否解決這個難題？

香港能否成為深圳與國際接軌的橋梁？

香港的生物技術水平在國際上很突出，且受國際認可。深圳的生物科技在國內具有競爭優勢，與香港學術交流頗多。

但我們的技術參數、標準、數據以及成果，如何讓香港以及全球接受，依然還是一個問題。

所以，之前所講的，深圳得益于市場文化，而這個市場文化是狹義的、封閉的。只有國際化的市場才是開放的、全面競爭的市場文化。

深圳的未來挑戰，依然在市場文化上，如何在全球開放市場中構建競爭力；形成全球化自由競爭的國際市場文化。

一個城市要成為全球經濟中心，光靠科技、金融以及市場文化依然不夠，還需要符合規律、符合人性、符合人類文明的信仰。

這事提醒了我們，深圳，乃至中國，到底缺什么。

后記《天真的預言》

最后，借英國詩人威廉·布萊克《天真的預言》的偉大詩句，致敬在深奮斗的青年——創造深圳奇跡的無數無名的“小沙粒”。

一沙一世界，

一花一天堂。

無限掌中置，

剎那即永恒。

……

天真的預言，

參悟千年的偈語。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智本社（ID：zhibenshe0-1），文：清和